摘 要：在科学史和哲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是弗兰西斯·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从内涵上看，这一名言与现代知识观相一致。然而，现代知识观由于只关注知识与世界的关系，陷入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四大困境。而从否定“知识就是力量”发展到“知识就是权力”的后现代知识观，则由于只关注知识与实践的关系，走向了过分夸大社会人文因素的另一个极端，同样失之偏颇。语境论知识观的确立和知识学的兴起，为超越两极对立和全面理解知识的本性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关键词：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权力；现代知识观；语境论；意会知识；跨学科
“知识究竟是什么”一直是认识论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论题。这一论题的提出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亚洲通“知识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的论证，但在科学史和哲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是弗兰西斯·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从内涵上看，“知识就是力量”隐含了“知识是真信念”的前提。因为“真信念”是真理性认知的结果，只有掌握了真理性的知识，才意味着掌握了利用自然、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力量。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一观点得到了知识的产生者、传播者、应用者甚至决策者的信赖，成为现代知识观的重要标签。问题在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科学发展首先使这种知识观陷入困境。近几十年来，一批人文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走向另一个极端，提出了“知识就是权力”的口号，由此，在科学家、科学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中间激发了亚洲通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激烈争论。这些争论再次把知识观的问题推向了学术前沿。鉴于这种背景，本文试图对“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进行跨学科反思，以求抛砖引玉，深化亚洲通知识本性的理解，推动当代知识论研究的发展。
一、现代知识观的基本内涵
苟子在（（荀子·解蔽篇》中明确指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意思是说，“能够认识事物，是人的本性；可以被认识，是事物的自然之理。”同样，亚里士多德把“求知是人的本性”写在了他的《形而上学》一书的扉页。人的求知本性和事物可被认知的特性，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奠定了现实基础。“知识就是力量”为核心的现代知识观正是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深入人心的。这种知识观最核心的两个支柱是认识论和方法论。认识论支柱强调一切科学知识都是建立在实验证据的基础上，是客观必然的，实验证据的可靠性，确保了科学知识的客观必然性；方法论支柱强调科学方法的有效性保证了实验证据的可靠性。被公认为是“近代科学之父”的伽里略率先确立了科学研究的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哲学家培根对实验方法的强调和笛卡尔对数学方法的重视，分别突出了科学知识来源的经验维度和理性维度。
“英国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认为，我们只有通过归纳感知经验，才能获得亚洲通客观外界的知识，科学的目标就是用新发明和新方法来改善人类生活。为此，他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宣言来强调客观知识的威力。而被黑格尔称之为“现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正如他的墓志铭“笛卡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所表达的那样，则高举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大旗，认为人们只接受清楚明白的观念。培根提倡的实验归纳法和笛卡尔从自明的直观公理出发通过数学推理得出结论的演绎法结合起来，经过物理学家惠威尔和牛顿的综合运用，成为近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以牛顿力学范式为核心的近代自然科学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其一，决定论的因果性。即，我们只要知道系统的初始条件，就能根据科学定律求解出系统之后的状态变化情况，也就是说，科学定律既是决定论的，又是因果性的。其二，客观性。即，根据理论定律得出的计算值与实际的测量值之间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具有一一对应关系。其三，超时空性。即，近代自然科学确立的规律被认为是普适的，与时间和地点无关。这三个特征共同决定了，任何实验事实的确立都与社会、文化和科学家的价值无关，或者说，是价值中立的或价值无涉的，是对自然界内在本性的真实揭示，是科学家形成理论与证实理论的有力基础。哲学家普特南把这种知识观称之为“上帝之眼”的观点或“形而上学的实在论”。
爱因斯坦建立的狭义相对论虽然否定了经典的绝对时空观，确立了相对时空观，揭示了物体运动与惯性坐标系之间和质量与能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了同时性的相对性、运动时钟会变慢、运动的杠杆会缩短等科学结论，并成功地预言了已经得到实验证实的“红移现象”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现象，但是就知识观而言，狭义相对论的理论体系除了把决定论的因果性假设限制在类时区域（即，光锥）内之外，反而强化了现代知识观的其他两个特征。爱因斯坦在“亚洲通实在的本性问题同泰戈尔的谈话”中指出，“相信真理是离开人类而存在的，我们这种自然观是不能得到解释或词明的。但是，这是谁也不能缺少的一种信仰——甚至原始人也不可能没有。我们认为真理具有一种超乎人类的客观性，这种离开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的精神而独立的实在，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尽管我们还讲不出它究竟意味着什么”[1]。诺贝尔奖获得者温伯格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驱使我们从事科学工作的动力正是在于，我们感觉到，存在着有待发现的真理，真理一旦被发现，将会永久地成为人类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我们只能把物理学的规律理解为是对实在的一种描述。如果我们的理论核心部分在范围和精确性方面不断增加，但是，却没有不断地接近真理，这种观点是没有意义的。[2]温伯格在1992年出版的《终极理论的梦想》一书中更加明确地强调了这种观点。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指出，“尽管我们不知道终极规律可能是什么，或者我们还需要有多少才华才能发现它们，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正在开始隐约地捕获到终极理论的大概要点”[3]。
自然科学的强势发展，使得社会学和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认为，科学知识是通过观察法和实证法得到的，提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逻辑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人卡尔纳普甚至提出了把物理语言作为普遍语言，把社会科学还原为物理学的观点。语言哲学家艾耶尔在1936年出版的《语言、真理与逻辑》一书中提出的“证实原则”认为，“没有一个经验领域原则上不可能归于某种形式的科学规律之下，也没有一个亚洲通世界的思辨知识的类型原则上超出科学所能给予的力量的范围。”[4]也就是说，所有的知识只能是科学知识。
这些表述从整体上把知识等同于科学知识，认为以近代自然科学为范式的科学知识具有必然性、客观性、中立性和普遍性，是绝对的，是人们战胜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强大力量。这些构成了现代知识观的内在本质，也与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号召相一致。
二、现代知识观的影响
现代知识观不仅影响了像爱因斯坦和温伯格那样的一代科学家，而且超出自然科学本身的范围影响了逻辑原子主义、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
“逻辑原子主义”的创始人罗素试图通过对语言结构的分析来认识经验世界结构的做法，隐含了现代知识观的前提。他认为，万物皆可分析，最后不能再被分析的就是逻辑原子，因此，逻辑原子是构成万物和思想的基础。经验世界中的“逻辑原子”是“原子事实”，语言世界中的“逻辑原子”是“原子命题”，或者说，原子命题是语言系统中有意义的最小单位，原子事实是分析物质世界结构的最小单位。科学的语言是表达经验世界的，语言世界与经验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并且，“原子命题”由“原子事实”来证实。通过逻辑分析，复杂命题可以还原为原子命题，复杂事实也可以还原为原子事实。如果我们认识了所有的原子事实，并且也认识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事实，我们就能从理论上推出任何形式的知识。
更严格和更一致的逻辑原子主义观点是由罗素的学生维特根斯坦在1921年出版的《逻辑哲学导论》（1921年）一书中阐述的。在这本书中，维特根斯坦阐明了下列论点：（1）世界是由独立的原子事实组成的；（2）语言由对应于原子事实的原子命题组成；（3）语言中所表达的思想是对这些事实的“描绘”；（4）我们能够分析我们的思想和语句来表明它们的真的逻辑形式；（5）我们不可能进行这样分析的那些思想和语句是不可能被有意义地讨论的；（6）哲学的基本原则是：“人们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必须对它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是试图将物理学家赫茨的图像论与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联系起来的产物。[5]
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观点进一步影响了第一个有影响力的科学哲学流派：逻辑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的重要特征是拒斥“形而上学”和坚持“证实性原则”。他们认为，科学的任务是提出命题，哲学的任务是澄清科学命题的意义，或者说，是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卡尔纳普把科学术语划分理论术语和观察术语，把科学命题划分为理论命题与观察命题，主张通过经验事实确证观察命题，通过观察命题确证理论命题。因此，知道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知道证实它的方法，或者说，如果一个命题不可能有证实它的方法，那么，它就没有任何意义。这样，当逻辑经验主义者坚持把经验作为命题意义和知识的唯一来源时，也赋予经验具有不可错的优先地位。逻辑经验主义进一步为尔后的科学哲学提供了批判的逻辑起点。
现代知识观的影响还在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的思想中体现出来。默顿在阐述他的科学社会学体系时，只讨论科学建制和如何规范科学家的行为问题，并且默认科学知识本身是客观的。在默顿看来，科学建制的目标是增加知识，科学家的任务是提供知识。科学家在提供知识的过程中，他们的行为必须受到下列行为规范的约束，也称之为科学家的精神气质：一是普遍性原则，认为科学知识是普遍的，与科学家个人无关，应该采用逻辑与经验标准对其作出判断；二是公有性原则，认为科学成果是社会公有的，其分配与占有实现公有主义；三是无私利原则，认为科学活动的目标在于追求真理和拓展知识，科学家要树立“为科学而科学”的信念，超越任何个人私利，提供正确无误的科学知识；四是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认为科学家不能盲信任何没有经过经验和逻辑证实的知识。可以看出，这四行为来保证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普遍性。
现代科学观的这些影响，助长了科学主义思潮。不过，斯诺在1959年出版的（（两种文化》这本小册子中，描述了当时的科学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之间互不关心、安然相处的状况。他指出，人文学家虽然不懂科学，但他们非常满足于缺乏科学知识的现状，不对科学知识作出任何评论。同时，科学家也很少关注文学与历史，好像物理学的科学大厦不是人类心灵最美丽而神奇的集体智慧的产物。[6]这说明，科学家群体与人文学者各自热衷于生活在具有不同规范的学术圈子里。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冲突在20世纪50年代末并没有体现出来，现代知识观也没有受到人文社会科学家的责难与批判。
第二世界大战之后，当世界各国把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作为强国战略时，不仅体现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断言的当代价值，而且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现代知识观的理念通过一系列方针政策渗透到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相关领域，从而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普遍出现了重科技、轻人文的现象。
三、现代知识观的四大困境
19世纪末和20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首先使现代知识观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认识论困境。非欧几里得几何的产生证明了原来被认为是自明的欧几里得几何第五公设（即，平行公设）并不成立，这就是笛卡尔坚持的自明原则提出挑战。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产生表明，经典物理学定律并不是普适的，而是指适应于宏观、低速运动的物体，不适用于高速运动物体和微观世界。量子力学进一步摒弃了决定论的因果性，确立了统计因果性的观念。爱德华.罗伦兹提出的混沌理论揭示了即使在确定性的系统中也会产生出“随机”过程，或者说，决定论的系统也会出现随机结果，从而否定论原先认为一旦给定系统的初始条件就能确定以后状态的决定论观点。哈肯创立的协同学理论描述了各种系统和运动现象从无序到有序转变的共同规律，为解释激光、贝纳德对流、贝洛索夫—恰鲍廷斯基反应（也称BZ反应）等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迪昂—奎因阐述的证据对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论题，格式塔心理学原理揭示的经验与行为的整体性，汉森提出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否定了经验总是绝对正确的和理论与经验二分的观点。
这样，相对于现代知识观而言，非欧几何强调了前提假设对理论体系的决定作用；相对论消除了亚洲通绝对空间和时间的幻想；量子力学消除了亚洲通可控测量过程的牛顿式的梦想；混沌理论则消除了亚洲通拉普拉斯决定论式的可预测性的期待；协同学揭示了开放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格式塔心理学反映了人的先前经验对人的认识的决定作用。这些新的认识论原理证明，科学知识并不像原来认为的那样，是绝对必须的；理论定律的应用范围也不像原先认为那样，是普遍适用的；任何一个科学理论的形成都隐含着一定的前提假设；科学理论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真理，而是有条件的相对真理，科学定律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效，不是普适的，即使是最清晰和最明确的概念，比如，时间、空间、质量、能量、因果关系等，都无法逃脱被修改的命运，甚至最纯粹的感知，比如，对图形和运动的感知，也会失真。这些认识都是现代知识观无法容纳的。
其次，对科学方法的追问使现代知识观陷入方法论困境。从培根时代起，科学方法就成为科学知识之所以可靠的基本保证。培根把科学方法看成是获得真理和结束科学争论的工具；笛尔卡认为，科学方法包含了人类推理的基本原理和易于运用的可靠规则，因此，如果人们严格地遵循这些规则，就不会以假乱真，相反，则会不断地增加自己的知识；莱布尼兹十分推崇的计算方法，也支持了这一点；卡尔纳普坚持根据证实方法排除形而上学；波普尔主张运用证伪方法区分形而上学与科学，认为证伪方法能使理论更逼近真理；拉卡托斯试图通过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评价可供选择的两个纲领在认识论意义上的优劣。这些观点都隐含了对方法论的推崇。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追问究竟什么是方法时，却发现，对科学方法的精确理解，面临着摧毁科学的危险。意大利科学哲学家佩拉在《科学之话语》一书中揭示了科学方法的这种悖论。他认为，亚洲通科学方法是什么，至少有三种理解：首先，科学方法是一套程序，一个表明一系列有序步骤（或者阶段、措施、操作）的总体性战略，科学家为了达到科学目标，必须执行（或贯彻）这些步骤。比如，演绎法、归纳法、假设一归纳法等。其次，科学方法是控制这种程序的每一个步骤的一组标准或规规则、标准或规定。比如，培根、笛卡尔、波普尔和拉卡托斯所倡导的方法。第三，科学方法是一组为程序所需步骤提供的技巧。人们在谈论观察、分类、计算、做实验等方法（或技巧）时，就体现了这样的意义。佩拉在剖析了作为一套程序、一系列规则和一组技巧的科学方法的理解之后，得到三个悖论：
“科学程序悖论：已经一个适当的科学程序，找到满足该程序的被认为是伪科学的探索，是可能的。”[7]“科学技巧的悖论：一门科学的学科会合理地采纳伪科学的学科所运用的技巧。”[8]“科学规则的悖论：已经任何一个方法论规则，总是存在着在探索过程中违背这个方法论规则的科学探索。”[9]
这些悖论说明，科学方法不是万能的，而是具有内在局限性。事实上，自然科学史的发展表明，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反而是科学家违背通用方法的结果，比如，非欧几何的产生、量子概念的提出等。为此，库恩基于科学史的发展提出，知识是相对于范式的，在科学史上，前后相继的范式是不可通约的，是理论拯救了经验，而不是经验证实了理论。费耶阿本德甚至在1970年发表的“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的知识论纲要”一文中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主张“怎么都行”。罗蒂要求放弃“遵循方法能使我们透过现象明确地把握其内在本质”的观点。
对传统科学方法的这些批评与超越给我们的启迪是，科学方法不是保证科学必然成功的秘诀，也不是确保科学家一定会获得真理性知识的唯一途径，更不能成为科学与非科学的严格划界标准。在科学史上，许多重要的科学成就和科学突破并不完全是逻辑推理或理性地运用科学方法的结果，而是无形中已经嵌入了机遇、信念、直觉等因素。因此，科学方法不只限于现代知识观所理解的经验、逻辑与理性的方法，而是有一系列包括情感因素和直觉在内的可能方法，不同的方法在特定的时间适合于具有特定目标的特定学科，不能一概而论。
第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争论中暴露了现代知识观的价值论困境。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在对实验室活动进行社会学分析之后，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基础提出了质疑，对科学家在研究活动中所扮演的权威角色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当他们把科学探索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重新概念化时，他们更注重研究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内含的社会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注重揭示内在于科学活动当中的政治因素。他们把科学知识看成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或者是政治谈判的结果，认为科学的成功并不是由能够得出正确结果的科学方法所决定的，而是由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共同决定的。被誉为“当代黑格尔”的哈贝马斯认为，知识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受认知兴趣引导的。他把知识区分为三类：受技术的认知兴趣引导的经验分析型知识；受实践的认知兴趣引导的历史解释型知识；受解放的认知兴趣引导的批判反思型知识。福克所代表的一批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主张，真理是运用权力的结果，得出了“知识就是权力”的结论。
罗斯概括说，“近代科学创立的许多确定性已经被废除，科学实验方法的实证论、科学公理的自明性以及证明科学断言本质上是独立于语境的真理，所有这些都受到了客观性的相对主义者的批评。……这些批评的最终结果是，极大地侵蚀了宣布和鉴别真理的科学体制的权威性。”[10]著名的索卡尔大战不仅彻底地暴露了科学家与人文知识分子在价值论方面存在的本质差异，而且揭示了现代知识观与后现代知识观之问的根本对立。“科学大战”引发了对科学本性、科学方法、真理与理性等问题的重新思考与理解。我们从这场“科学大战”中得到的价值论教导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特定价值前提下的客观性。
第四，亚洲通意会知识的探讨和当前兴起的专长哲学（philosophy of expertise）使现代知识观面临本体论困境。物理化学家波朗尼在《个人知识》，《意会的维度》两本专著中认为，以科学理论或定律形态存在的明言知识或明确知识，只是知识的一种存在形式，而不是其全部。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知识：意会知识。这种知识是存在于共同体的文化或生活方式中的知识，是在师徒关系的个人接触中传播的，无法用文字、图表、语言来表述的知识，因此，是一种过程性知识。科学认知是对所认知的事物的能动领会，是一项技能性活动。领会既不是任意的行为，也不是被动的体验，而是一项负责任的、具有普遍效力的行为。个人知识是领会过程中的个体性与客观性的融合，是一种求知寄托，具有内在的冒险性。基于这种认识，波朗尼强调指出，个人知识不等于是主观意见，而是在实践中作出判断的知识和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定的知识。这种知识亚洲通地体现为一种能力。
近几年兴起的专长哲学研究，不仅强化了波朗尼的观点，而且打开了知识论研究的新领域：从围绕命题性知识的讨论，拓展到研究科学家的知识与技能的获得过程。这种关注视域的扩展有可能把政治哲学、法哲学、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整合起来，从跨学科的视域讨论知识论问题。当我们关注意会知识和技能性知识的研究时，我们会看到，在现代知识观那里被当作是主观的和心理的东西，现在反而成为生产明言知识或命题性知识的必要前提，或者说，明言知识或命题性知识是运用意会知识和技能性知识的结果。因此，亚洲通专长的哲学研究把亚洲通知识问题的讨论带回到了知识产生的原初状态，从而印证了波朗尼的名言：“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多于我们能说出的事情”。
四、语境论的知识观及知识学的兴起
历史地看，现代知识观强调关注知识与世界的关系，忽略了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和科学家的主体作用，忽视了知识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因素；而社会建构论者和以“知识就是权力”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知识观强调关注知识与实践的关系，但是却忽略了世界的存在。如果说，现代知识观面临的四大困境揭示了绝对主义知识观的局限性的话，那么，从否定“知识就是力量”发展到“知识就是权力”的后现代知识观，则走向了过分夸大社会人文因素的另一个极端，因而同样是失之偏颇的。事实上，这两种非此即彼的知识观有着共同的认知前提：认为知识如果不是纯客观的、普遍的、必然的和中立的，那么，就必然是主观的、偶然的和渗透价值的。
这两种要么忽视主体实践，要么抛弃客观约束的知识观，代表了知识轴上的两个端点。事实上，对现代知识观的批判，并不等于必须抛弃“知识就是力量”的断言；同样，后现代知识观的产生，也不等于必须抛弃“知识就是权力”的信念，而是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一，对“知识就是力量”的内涵作出新的理解。这样，如何在既能保持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又能吸收当代科学和哲学发展带来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和本体论教益，超越现代知识观和后现代知识观的两极对立，达到更合理地理解“知识就是力量”这一断言的目标，就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近些年来，一种明显的趋势是走向语境论的知识观。
语境论的知识观强调基于分析框架考虑知识，基于实践基础考虑世界，试图在语境中把对知识的认知说明和人文社会说明结合起来，把实验事实具有的客观维度与认知实践内含的人文社会维度结合起来，在全面揭示主体一知识一实践一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中重新揭示知识的客观性，突出认知语境或认知中介的作用。强调知识的语境性，不是要否定知识的客观性，而是使知识的客观性更具有弹性和可理解性。
最早明确提出语境论知识观的代表人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理查德·斯查哥尔（Richard H.Schagel）。他在1986年出版的《语境实在论：当代科学的一种形而上学框架》一书中指出，科学知识是由建立在我们对实验揭示的物理现象、化学反应和生理过程的内在结构与特性的当代理解基础上的经验联系构成的，世界所显示出的特征是测量仪器与世界相互作用的函数，离开这些特殊条件，对世界的任何刻画，都是人为的。因此，所有的科学知识都依愤于当时的认知条件及其前见和前设。[11]
语境论知识观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海伦·朗基诺（Helen Longino）。她在《作为社会的知识》[12]一书中第一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社会因素是必然存在的，对科学理论的有说服力的方法论解释都必须考虑社会与文化等语境因素对形成科学知识的影响。因此，只有把科学探索过程理解为是一个社会过程，才能合理地理解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在不断地修改其观察、理论、假设以及推理方式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接着，她在《知识的命运》一书中，基于对强调事实的理性主义的知识观与强调社会因素的建构论者的知识观的批判，论证了一种语境经验主义的知识观，以求把对知识的认知说明和社会说明结合起来，把科学知识必须具备的认知维度和认知实践内含的社会维度结合起来，使社会元素成为理解“知识”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从语义上看，斯查哥尔所理解的语境和朗基诺理解的语境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指由背景理论、研究对象、科学仪器、经验证据等构成的产生知识的整个环境，是与科学探索活动相关的内在因素的集合，代表了内在论者的语境论进路；后者是指科学探索过程中存在的除了经验证据之外的人文社会等因素的集合，代表了外在论者的语境论进路。这两种语境论的知识观虽然为超越现代知识观与后现代知识观的两极对立提供了新的视域，把知识观的确立置入到知识轴上的两个端点之间。但是，就其前提而言，还是预设了从笛卡尔延续下来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前提。
与这两种语境论的知识观所不同，近年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德雷福斯从生活世界出发，在研究学习者获得技能的过程时，隐含了另一种类型的语境论的知识观。这种知识观突出实践应对的作用。实践应对是指科学家全身心地嵌入到他的研究活动中，以问题为导向的应对，是由问题唤醒的受实践意向支配的认知活动。实践应对强调的是过程认知，而过程认知不是对具体“对象”的某个方面的认知，而是对实践中相互联系的整个语境的动态认知；实践应对也不是一系列独立的认知，而是在问题展开时，对问题域的灵活回应。这样，德雷福斯所运用的语境概念具有了本体论的性质，强调了认知语境本身的唤醒作用，并从根本上模糊了内在论与外在论之间的区分，使得语境现象具有了实现性与可感知性，把认识论研究的视域从身心二分转向身心合一。
与这种思路相一致，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柯林斯在从人工智能和社会学的视域讨论专长问题时，提出了知识学（Knowledge Science）的概念。柯林斯本人把知识划为五种形态：观念型知识（embrained knowledge），即，依赖于概念技巧和认知能力的知识；体知型知识（embodied knowledge），即面向语境实践（contextual practices）或由语境实践组成的行动；文化型知识（encultured knowledge），即，通过社会化和文化同化达到共同理解的过程；嵌入型知识（embedded knowledge），即，把一个复杂系统中的规则、技术、程序等之间的相互关系联系起来的知识；符号型知识（encoded knowledge），即，通过语言符号（比如，图书、手稿、数据库等）传播的信息和去语境化的实践编码的信息。亚洲通知识的这些分类研究，无疑超越了现代知识观把一切知识都看成是基于经验事实的科学知识的狭隘理解，也超越了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观只强调科学认知过程中存在的文化与社会因素的作用，而全面否定知识的客观性的极端观点。
综上所述，语境论的知识观所确立的是一种新现代的知识观。这种知识观既在批判与超越后现代知识观的相对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同时，捍卫了科学知识的合理性与客观性，也在批判与超越现代知识观的绝对主义与科学主义倾向的同时，揭示了科学知识的相对性与主体性。知识学的兴起第一次把知识论研究从传统的认识论研究中分离出来，也使得我们对“知识就是力量”这一断言的理解，由原来作为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物质手段，转变为需要敬畏自然和关爱自然，成为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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